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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轮大亨因诈骗罪获刑17年半！曾是亚洲最大油轮公司创始人

本周一，新加坡石油大亨林恩强因欺骗汇丰银行和教唆伪造等罪名被判处17年半监禁，标志着这起震动新加坡大宗商品交易界，并给银行带来巨额损失的案件接近尾声。这是新加坡有史以来最严重的诈骗案之一。11月18日，新加坡前石油大亨林恩奎抵达新加坡国家法院接受宣判他的公司兴隆集团（Hin Leong Trading）曾是亚洲最大的石油贸易公司之一，旗下油轮公司新加坡海洋油船（Ocean Tankers）也曾是亚洲地区最大的油轮公司。但是这两家公司都在2020年突然戏剧性地倒闭了。根CNSS了解，今年5月，林恩强被指教唆他人伪造文件，制造公司进行燃油交易的假象，欺骗银行发放数亿新加坡元。根据控方的结案陈词，林恩强教唆职员伪造文件，制造兴隆与中国航油（新加坡）公司和联合石化新加坡进行交易的假象，向汇丰银行申请融资，欺骗银行发放超过1.11亿美元（1.48亿新元）给兴隆。实际上，兴隆与这两家公司并无交易。法官最终裁定林恩强罪名成立。据称，新加坡检方原想判处林恩强20年监禁，并称“这是新加坡有史以来被起诉的最严重的贸易融资欺诈案件之一”。林恩强总共面临130项涉及数亿美元的刑事指控，但检察官对他进行了审判，并判定他有罪的罪名只有三项——两项是欺骗汇丰银行，第三项是鼓励一名Hin Leong的高管伪造文件。最终，林恩强获刑17年半。1943年，林恩强出生在福建莆田埭头镇的一个村庄。12岁那年，林恩强随母亲赴新加坡投奔父亲。初二那年，他辍学随家里跑船，去海上捕鱼。当时，他认识了一批偷油谋生的“油耗子”，油轮停靠港口时，到了夜间，便有“黑影”带着油桶、顺着船舷爬上船，又在黎明之前神秘消失于港口。这让他赚到了第一桶金，但是很快他就意识到了，这样的非法勾当做不长久。20岁那年，林恩强升级了“业务模式”。他改从油耗子手里收油，再拉着油跑业务。期间，他跑遍了新加坡的运输公司、郊区电厂、建筑工地等需要柴油的企业。随后他创办了兴隆贸易有限公司（即兴隆集团前身），从“油耗子”变成了“油贩子”，正式洗白。5年之后，他买下了生命中的第一艘油轮——“海狮号”，载重100吨的油轮，并从这艘船开始逐步扩张，让他在30岁时成为了新加坡赫赫有名的石油大佬。新加坡是世界三大炼油中心之一，每年有超过5万艘油轮经过新加坡，每天在这里交易石油的买家卖家不计其数。林恩强是这个庞大市场中的主局者之一。在这里，他被称为“OK林”，据说意思是，想要在新加坡买卖燃料油，如果林恩强不点头说OK，你有再多钱也办不到。上世纪80年代，他进入原油提炼领域，到80年代末期，兴隆已经成为新加坡主要的石油供应商之一，被新加坡贸易发展局授予全球交易商项目的资格证，成为其国内唯二的本土企业。进入90年代，林恩强又一次性收购5艘超级油轮，并订制19艘特殊油轮，打造了新加坡最大的私营船企——新加坡海洋油轮有限公司。之后很长一段时间，新加坡海洋油船公司都是东南亚规模最大的油轮公司之一，在最高峰时期，其旗下管理和运营着超过180艘油轮，每年经手的石油交易总值高达140亿美元，几乎等同于跨国巨头壳牌在亚洲范围内的市场份额。从该公司的简介看，Ocean Tankers 的船员队伍中中国船员占很大的比例，几乎每艘船均配有几名中国籍船员。在老本行燃料油贸易上，他旗下的海洋燃料供应有限公司，成长为新加坡首屈一指的燃料供应商，拥有从近海驳船到载重31.8万吨的大型油轮130多艘，在世界油轮运营商中排名第16。20世纪90年代开始，林恩强开始扩展中国市场。1994年建立了福兴润滑油子公司，1995年在福州兴建一座可以停靠3万吨级油轮的码头，2011年在湄洲湾先期砸下50亿元人民币，试图建设亚洲规模最大的石油仓储基地。但他在中国的发展并不顺利。油轮码头项目，“上千万美元的投资几乎打了水漂”。2008年前后，65岁的林恩强开始逐渐放权给自己的子女。本以为应该就此安享晚年的他，没想到十年过去却急转直下。2019年10月时，林恩强旗下的兴隆净值45亿美元。但到了2020年4月，他就已欠银行巨额债务申请破产，时间过去了仅仅半年而已。之所以发生如此巨变，还要从全球燃油限硫令新规的事实开始说起。当时，林恩强试图再次使用他的发家手段——大量囤油然后高价卖出——再次大赚一笔，然而就在此时，疫情时代来临了。需求急剧下降甚至滞销，价格不断下跌，囤得越多亏得越多。据统计，从2019年10月31日到2020年4月9日，兴隆的存货价值从12.77亿美元跌至1.41亿美元，累计跌幅达到89%。如果只是一时的话，兴隆集团或许还能及时止损。但是这场疫情由局部地区蔓延至全球，并且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同时，兴隆的期货交易也遭遇了滑铁卢，一度亏损8亿元，这无疑让已经深陷泥潭的兴隆集团雪上加霜。为了掩盖财务危机，兴隆集团不惜以身犯险，不仅隐瞒了8亿元的期货亏损，还私自卖掉抵押给银行的百万桶原油。最终，纸包不住火，兴隆集团最终爆雷。由于兴隆集团的落寞，Ocean Tankers也申请破产保护。海洋油船公司负责人Evan Lim向公司债权人及合约方致信，强调尽管母公司面临重重困难，但作为船东方仍决心继续运营公司。Lim写道：“海洋油船在此向租船方及其他贸易伙伴保证，海洋油船与兴隆贸易（HLT）是不同的公司实体。海洋油船将继续致力于公司运营并履行合同义务。”Ocean Tankers运营的船队还是于2020年被扣押，随后进入破产程序，该公司的VLCC船队在多个港口被债权人扣押。其姊妹公司Xihe Group最终也进入了类似的法院监督下的破产程序。2021年，Ocean Tankers大肆出售其旗下船队，以偿还数十亿美元的债务。据称，其家族控制的大约150艘船中，大约三分之一已经被出售以偿还兴隆的债权人。据称，其被卖掉的船更是引发了船员的人道主义问题。船上25名船员连同油船一同被滞留在了马来西亚柔佛州的新山锚地上，汇丰银行方面和西河控股(Xihe Holdings)对这25名船员的福利和遣返问题产生了争议，加上新冠疫情的原因，船员的情况也引发了业界高度关注。（详情请见：无底洞！新加坡"燃油大王"被债务淹没! 卖完码头卖船舶!...150艘, 卖三分之一了）根据Ocean Tankers的官方网站，该公司在倒闭前运营着14艘超大型油轮和4艘浮式储油船。

船员帮 2024-11-20

英国华人海员的故事

在飞机还没有出现的年代，航海是人们探索大洋彼岸陌生国度的重要方法，航运更是物资流通的主要途径。第一批来到英国的华人，绝大多数正是海员。早在1672年，英国东印度公司已开始对华贸易，并聘用华人上船工作。1780年代初，华人海员开始在东伦敦莱姆豪斯（Limehouse）及其周边码头聚居。1860年代，莱姆豪斯成为英国乃至欧洲的第一个华埠。而第一位归化英籍的华人也是英国东印度公司的雇员。此人英文名叫约翰·安东尼（John Anthony），负责照顾其他华人海员。1805年，他在法庭上依照华人传统，摔破瓷碟宣誓入籍。当时国会甚至要为此特地通过一项法案。自从拿破仑战争（1803-1815）起，每逢战争期间，由于英国海员被征召到海军服务，船运公司就会大量招聘华人海员。加上在两次鸦片战争（1840-1842及1856-1860）中落败的清廷被迫打开国门，开放沿海城市进行贸易，并允许华工到西方国家与殖民地工作，越来越多贫民为了生计远渡重洋。利物浦当时已是世界上最繁华的海港之一；而 Cleveland Square、Pitt Street 和 Upper Frederick Street 一带，就成为许多来自广东四邑、上海和新加坡的海员的家。成立于1865年的蓝烟囱船运公司（Alfred and Philip Holt’s Blue Funnel Line），也将大本营设在利物浦，并雇用了不少华工；是为英国第一家提供汽船直航中国服务的公司。利物浦 Pitt Street 曾是一些早年华人店铺的所在地绘图：项目艺术家 Moira Kenny华人海员的待遇作为一个小族群，当时华人在海外处境艰难，有些案例更是触目惊心：在从印度加尔各答出发的“诺玛号”（Norma）上，一名陈姓海员由于饥饿，抵达伦敦时已非常虚弱。同伴刚把他送到格林威治的“无畏战舰”（Dreadnought）医疗船上，还未及救治，他便瘫倒身亡。1857年在东伦敦为亚洲人、非洲人及南海群岛岛民而设的“异乡人收容所”（Strangers’ Home），大概是唯一能令华人稍感安心的容身之处。而对于英国雇主来说，华人海员可谓价廉物美，因为他们不但极少酗酒，易于管理，还能成为雇主拒绝当地员工加薪要求的有力武器。1873年，Ebbw Vale 公司就扬言要从美国内华达州输入廉价华工，取代在威尔士举行罢工的雇员。英国海员由此对华人同行滋生及积累的敌意，终于在1908年爆发。他们抗议华人领取低薪，并阻止船务公司与其签约。为确保人身安全，警员护送华人返回膳宿处。这种生存环境令华人意识到成立自己组织的重要性。20世纪初期，伦敦与利物浦成立了华人互助会（Mutual Aid Associations），以关照成员利益，对被剥削的成员提供协助，并安葬客死异乡者。当时开始有华人海员上岸开设洗衣店与食肆。很多人与英国本地工人阶级女子通婚，因为在那个年代，只有极少华人女性作为护士或外交使节的女佣来到英国。对于英国女子而言，华人肯担负养家的责任，又很少酗酒和殴打妻子，无疑是吸引她们的重要特质；婚后她们也很乐意在丈夫的店铺里帮忙。因此，尽管不少华人只能用极有限的英文与妻子交流，这些跨种族婚姻还是克服了巨大的文化鸿沟，成为促使他们在异乡扎根的温情元素。致公堂的前身，是以“反清复明”为宗旨的洪门在海外的组织；后来主要处理华侨内部事务，成为华人共济会的一种。利物浦与伦敦的致公堂曾与孙中山先生合作，为辛亥革命作出贡献；其中，利物浦致公堂成立于1880年代。绘图：项目艺术家 Ryszard Rybicki。世界战争期间的利物浦第一次世界大战时（1914-1918），常驻利物浦的华人海员已达六千人。他们靠岸休假的时间由两周至一个月不等。休闲活动极其有限，很多人就经常光顾赌场。此外，也有一些海员由于所在船只遭战火损毁，只能上岸待工。在等候期间，每名海员都得到价值五英镑的代金券作为补偿。这种厚厚的代金券很厚被昵称为“白色羽绒被”（the white duvet cover）。海员在赌博时就用尺子量度代金券，估算其大致价值，以作筹码之用。1917年，华人海员福利中心在利物浦应运而生，为成员提供聚会、社交的场所，以防止他们沉迷赌博。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1939-1945），总部设在利物浦的华人商队海员联会（The Chinese Merchant Seamen's Pool）已有两万名成员。他们在北大西洋运输线的油轮上工作，航行途中经常遭受敌军袭击，上千人殉职。截至1943年3月，英国船上的华人海员有831人殉职、254人失踪、14人永久致残、268人被俘；历史学家 John Keegan 认为，失踪者大多葬身于严酷的北大西洋之中。至于二战期间殉职的华人海员总数，至今未发现确切数字。生于海南岛的海员 Poon Lim（1918-1991），在此期间却创造了一项世界纪录——所在英国商船“Ben Lomond 号”被德军潜水艇的鱼雷击中后，他在木制救生筏上漂流了133天，直至最终获救。凭借令人惊叹的坚韧生命力与顽强意志，时年24岁的 Poon Lim 写下了现代史上迄今最长的海难救生筏存活纪录。通过查阅各种中英文文献，我们终于还原了他的历险记。死里逃生第一步战时，商船与油轮通常都由军舰护航，但“Ben Lomond 号”在1942年11月23日遇袭时却无人护卫。它在巴西亚马孙河以东750英里处被击中，两分钟内迅速沉没。船主 John Maul、44名船员与八名枪手失踪，唯一生还的只有二等食堂侍役 Poon Lim。他是怎样幸免于难的？原来，Poon Lim 赶在船上锅炉爆炸前穿上救生衣，从舱底逃上甲板，跳入海中奋力游开，避过沉船造成的漩涡。在水中漂浮了两小时后，他才发现一只救生筏。救生筏上有几罐饼干、十加仑水、一些朱古力、一袋糖块、几发信号弹、两发烟雾弹和一只手电筒。他估计，如果每天早晚各吃两块饼干、喝几口水，应该可以支撑一个月。Poon Lim 并非游泳健将，因此他总以绳索缚腰，以防落海。为了保持良好体力，他每天两次在海水平静的时候，绕着救生筏游泳锻炼。游泳时他总是把头露出水面，提防鲨鱼群的到来。求生的智慧救生筏上的食物慢慢耗尽了，Poon Lim 想方设法让自己活下去。他从手电筒里拆出一根铁丝做成鱼钩，以麻绳为钓线，用饼干作饵；并用筏上松脱的铁钉将饼干罐划开，再以鞋为锤，将铁皮打造成一把小刀。钓到了鱼，就用刀剖开，生食其肉；又以鱼内脏为饵，钓更多的鱼。有时钓上来的鱼很多，他就将鱼剖开洗净，利用海上的烈日制作鱼干，储备在救生艇里以备不时之需。这枚铁钉还被折弯了做鱼钩，配以织成麻花状的粗绳钓大鱼。有一次，Poon Lim 钓到一条几英尺长的鲨鱼。鲨鱼吞下鱼饵后，全力挣扎。幸好 Poon Lim 早有准备，用帆布裹住双手，将鲨鱼拖到筏上，并用水罐击毙它。由于久未降雨，Poon Lim 以鲨鱼血解渴。除了用救生衣上的帆布接雨水，Poon Lim 还把救生艇中的大马口铁空罐头盛上海水，上面盖一块马口铁片，通过太阳暴晒收集冷凝水。他把这宝贵的淡水储在另一只罐头盒中。在救生筏上过了两个月后，Poon Lim 打起了海鸥的主意。他从救生筏底部收集到一些海草，将其捆绑成束后，绕成鸟巢的模样，再把吃剩的鱼肉放到“鸟巢”旁边。鱼肉腐烂的恶臭果然引来一只海鸥。Poon Lim 静躺在筏上，待海鸥专心吃肉时再一把抓住牠的脖子。

船员帮 2022-0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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